餐后闲聊。 

不知怎的 想着向身边一位来自伊斯坦布尔的女士发问:“你们土耳其人自己怎么看帕穆克(Pamuk)以及他的文学作品?”

[费里特·奥尔汗·帕穆克(Ferit Orhan Pamuk),土耳其作家,2006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代表作《纯真博物馆》]
 
是涉及到了令对方感兴趣的话题,女士打开了话匣子:“我们本国人中的大部分其实并不认为帕穆克的文学作品有多么的非同凡响。比方说,我自己大学时的文学教授在研究了他大量的作品之后评论说:‘帕穆克属于非常会讨巧的作家类型,他知道西方世界中意什么,也知道如何按照西方的套路来组织情节及文字段落。噱头而已。如此而已。真正土生土长的土耳其人是不会买他的帐的。’ 我自己也看过他写的一些东西,倾向于认同我的文学教授的看法。”
 
随后我们又聊了聊土耳其的过去与现在,主要是女士讲,我以听作陪。
 
这位小有成就的女性商人,思维敏锐,言谈举止间透露出逻辑性、独立与干练。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她谈到了自己对于土耳其的医疗、教育、民间思维方式以及土耳其人与库尔德人之间分裂纷争的担忧。
 
“你知道吗,有一次我在出租车上和司机闲聊,出租车司机手舞足蹈得告诉我说,他这样的人也可以开始领取政府发放的生活补助了,这让他心存感激。毕竟,额外的补助可以让他和他的家人生活得更宽裕一些。我听到他这样讲,觉得很不理解,便问他:‘你为什么觉得按期收到补助金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呢?如果没有补助金,你大概会积极寻找更多的办法赚取更多的钱,届时,你的生活品质将有可能产生质的飞跃,你为什么要相信政府期待政府来带给你好的生活呢? ’ 司机听了我的发问之后没有再发出声音。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总是愿意相信别人给他们安排的就是最好的最稳妥的,因为看似省去了操劳与风险,实则不然。任何国家,政府的首要职责是保全政府本身。这就好比新闻媒体行业,在新闻媒体报道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的现象是常态,因为媒体深谙人类规模错觉以及负面思维的本能,擅长迎合这类本能以换取行业的生存与发展。太多人,外界投给他们什么就接受什么,让他们相信什么就相信什么,从来不问个‘为什么’,主动交出自己生而为人创造与发展的权利不说,走在外界为他们设计的道路还感恩戴德的,这在我看来是愚蠢。

另一个例子是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之间的纷争。你知道,我的侄子出生在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组建的家庭中。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恋爱有错吗?没有错。只因为你身上有一半的土耳其血统一半的库尔德血统就应该被刁难被歧视吗?孩子有错吗?没有错。荒谬的是那些故意制造舆论氛围,将人类标签化,试图分裂不同信仰、不同肤色、不同背景并激发民愤的人。如果要说罪恶,每一个参与到其中,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都是沾满了罪恶的人,因为这些人不是在推进人类和平共处,而是在助长别有用心的人的威风。

再来看教育,我身边的朋友,一些受过高等教育,见过世界的人,心中都有些隐隐的担心。现在在土耳其的一些幼儿园和中小学,孩子们开始接受一些洗脑似的教育,你能想象这些孩子,如果家中没有思想独立,能够客观全面分析看待问题的家长,这些孩子的脑子里会形成怎样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吗?十年二十年后,他们会成长成为什么样的个体吗?至少,他们不会成为具备国际化视野的新一代。他们遇事会看不到全景与真相,他们对真相也不会感兴趣,因为脑子早以被学校废掉。他们会和他们的父母一样,闭塞、偏信、易煽动。”
 
我个人对土耳其这个国家并不了解,无法判断这位女士对于自己国家的观察与见解是否客观、全面,但感谢她的信任与分享。毕竟,“哀莫大于心死”。
 
说个题外话。

一路与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信仰、不同阶层的人接触,突然意识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和北欧人聊天儿,至少就我个人的经历来说,你从他们嘴里几乎听不到“我家房子多大”,“我在某某地有几处房产”,“我毕业于哪里哪里”,“我认识谁谁谁(当然是有名有姓、有头有脸的人物)”这样的言词,而同东欧、南欧、西欧一些区域以及其他国家的人聊天时,你总会清楚地(或是看似无意实则有意)被知道,TA们身外都裹挟着哪些在TA们看来足以亮瞎你双眼的财富或是身份象征。
 
这让我想起BBC出过的一部讲述超级富豪日常生活的纪录片。影片中有一位自诩上层阶层的美国人(注意,是上层阶层,而不是看不见的顶层),每年都会邀请各界人士到他位于欧洲的私人游艇上社交娱乐,而他自我介绍的开场白似乎永远都绕不开:“我在曼哈顿有x处房产,我在巴黎的x街买了x处房产,我的私人厨师曾经服务过xxx……”。观看的时候,只觉得这人挺可怜的,是一个内心毫无支撑,需要不断靠着向外界宣告自己的财富以获取认可的可怜人。按照中国的话说就是:“穷得只剩钱。”    
 
听伊斯坦布尔女商人表述她对土耳其现行教育的担忧的时候,想起林曦在《其实人忙心闲可以有捷径》那篇演讲中,分享过这样几段话:
 
“我有位台湾的朋友提出,每个人的灵魂都有一个出厂设置,我们就像上帝流水线的产品,出厂的时候,每个人的设置都不一样,只是被父母和社会改得完全找不到。他是中医专家,说现代人和古代人比,其实不应该有那么多病,古人的生活条件真的很差,而我们现在甚至比古代皇帝过得还好,为什么还会有这么多身体或心理的健康问题?
 
他的观点是,出厂设置出了问题。可能我们走了违背出场设置的路,很多事情即使无限付出也很开心,有些事情还没有做,只是想到就已经很累了,这都说明了一些问题,像古希腊的启示,就是认识自己…
 
… 我发现大家做事有两种驱动方式,静下来想想,当你接到一个任务,或者说你想要做一件事情时,你是怎么激励自己的?
 
人群中最主流的激励方式,是责任感、使命感、意义……拔高事情的意义,强调重要性,意义非比寻常,然后反向推动你打起精神来面对,我们的人生就浓缩成解决一个个问题,不断解决问题是大家通常用的方式,而这个方式在我这里特别不起作用,反而会有反作用…
 
… 小时候我当过大队长,每次升旗恨不得把嘴唇咬破,就觉得没有那么严肃,但大家都很凝重地看着校长、大队辅导员讲话。
 
这种责任、使命感的模式会让人很累,因为你在凝聚力量解决问题,有很明确的目标,我一定要怎样,然后就认真投入不计代价。
 
印度有一个流派的哲学,核心是说:一个快乐的目的地,不可能借由一个不快乐的过程到达,一个不快乐的过程也不可能到达快乐的目的。
 
以目标使命感为驱动的模式,很难让人体会到甜的感觉,只会让你轻松,有成就感和别的感觉,但是不甜。往往是坐下来很不经意地看到一本书、小说或一部电影,豁然开朗,突然有很美很甜的感觉。
 
等我再长些,读了很多道家的书,尤其庄子的思想就是‘逍遥’,人要有游戏的心过这一生,才能获得逍遥的结果。”
 
想起自己更年轻一些的时候,听到或看到一些无奈之现象,心中总会有所起伏、泛起一些波澜, 觉得要做点什么才好;如今变化也不大,但多出了一份考量、多了一层自问自答,这心与行动之间的稍事停顿,得益于认知到世界之广大、社会之荒诞、自身之局限。

私以为,是进步。

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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